中评社北京2月26日电／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财政政策在支持抗击疫情以及支持疫后恢复方面应该各有偏重，综合施策。

　　21世纪经济报道揭晓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唐建伟、刘学智文章剖析，首先，在应对疫情打击的当下，加大财政津贴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要好于减税。

　　在疫情的打击下，企业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现金流问题，急需“输血”。减税并不能增添企业现金流，只是削减企业支出或降低其成本，难以达到“救命”的目的。应该通过退税、直接津贴和加大转移支付等财政定向帮扶，支持企业尽快恢复现金流，以制止企业由于现金流断裂而陷入谋划难题，防止企业集中倒闭、失业潮及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固问题。因此，应对疫情对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打击，增添支出的财政政策效果要好于减税。

　　建议，财政应该更多地通过扩大支出来应对疫情打击，通过财政津贴、直接退税、财政专项资金等，对疫情防控主体给予财政支持。一是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给予财政支持，主要措施包罗退还增值税、入口物资关税、消费税等，支持企业购置防疫装备、生产防疫物资等。二是对加入疫情防治事情的职员给予财政支持，包罗医护职员、保洁职员、安保职员以及各行各业介入抗疫情事情的职员，给予津贴和奖金，免费购置防疫物资。三是对抗击疫情的重大项目给予财政支持，财政资金应向更多类似的抗疫情项目给予专款支持。四是对受灾群众给予财政支持，设立疫情防治基金，主要用于城乡居民肺炎患者免费检测和治疗。

　　其次，疫后恢复时期，则更多要行使减税、削减管制以激励投资等措施来支持企业扩大投资，提升有用需求。

　　随着疫情逐渐获得控制，财政政策将从应对疫情逐步转向稳增进发力，加大对疫后经济恢复的支持力度。在财政收入侧加大减税力度，在财政支出侧加大扩需求力度，一方面努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努力扩大消费、投资等有用需求。

　　一是接纳减税降费和定向津贴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供应恢复。重点支持受疫情打击较大的生产行业，尽快促进疫情事后的生产恢复。设立1-2年保护期，降低中小企业各项税费，允许企业装备购置费税前抵扣。对企业灾后重修购置装备，全额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在所得税前扣除。对疫情影响较大的一些中小型企业、都会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微观主体，建议通过定向减税、发放津贴等方式举行救助支持。

　　二是财政政策努力扩大消费和投资，促进有用需求增进。消费是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领域，餐饮、旅游、住宿、运输、文体娱乐等与消费慎密相关，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这些领域企业的减税降费力度，对部门重点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和津贴。为了缓解疫情对需求的打击，需要财政政策扩大有用投资需求，增强市政工程、农业农村设施、5G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推动结构升级，重点加大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支持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支持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生长。

　　此外，为了促进市场活力的恢复，在确保做好防疫事情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削减管制措施。不只逐渐作废天下范围内的隔离措施和交通限行措施，而且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施展市场内生性的作用，促进增进和就业。

　　其三，从更长时期来看，财政要通过加大在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和公共领域的投资来提升社会以及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进方式的转变，财政支出结构也应该响应调整。在经济生长初期，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基建等投资领域，以投资需求动员第二产业快速生长，有助于拉动经济增进。现在中国的经济增进动力已经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继续依赖财政拉动投资的边际效用已经下降。这时，应该更多地向民生和公共领域倾斜，不只起到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作用，而且促进社会服务体系改善，为第三产业生长创造条件。

　　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基本民生性支出盘算，日本和美国这四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跨越60%，北欧国家更高。而中国这四项基础民生投入比重只有近35%，显著偏低。若是中国财政支出更多地投入到民生等基础领域，特别是增强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那么他们在面临类似疫情这样的突发性事宜时蒙受的风险将小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