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25日电／讨论任何一项政策，都不能脱离于对体制基础的深刻明白。这意味着，任何政策的制订与实行，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基础。若是体制基础对照完善，政策实行效果通常会对照好，否则，实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从当前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来看，仍存在一些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个主要的体制基础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央地财政关系主要涉及二者之间财力与事权的划分，这会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实行效果。2021年，我国将有跨越2.8万亿规模的中央直达资金拨付给市县下层、直接惠企利民。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在以前有过类似实践，好比，之前财政部门的州里财政处，就是管到州里层面；2005年针对部门市县发不出公务员人为的情形，搞了“三奖一补”，实质上也是中央资金直达。今年，我国探索确立常态化直达机制，是在之前履历做法基础上的进一步优化，其主要目的是阻止资金层层截留。固然，在详细实行历程中，也可能由于明白误差，令省级财政发生张望心理甚至疑心。好比，在中央资金直达的同时，省级财政对市县财力是否还需要照样“给足”呢？由于信息的纰谬称，省级财政对应该下沉若干财力未必能准确掌握，也缺乏一个公认的尺度。这就是体制基础的一个显著影响。另外另有辖区财政责任的问题，主要指省对省域局限内财政有辖区责任；同样，市对市域局限内财政也有责任。这种辖区责任，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必须是一级套一级的，从而形成财政责任的顺序。县域局限内的事情首先是县负第一责任，到了市域局限第一责任应该是市，省域局限内的第一责任毫无疑问应当是省。当问题或风险超出了一级政府财力时，责任就会一级级向上转达。因此，辖区责任的问题，现实上就是形成一个责任顺序，对改变地方的行为模式具有起劲作用，这也是一个体制基础的问题。

　　另外一个主要的体制基础就是预算治理体制。耐久以来，我国预算的统筹能力、资金宏观设置能力是相对偏弱的。一些预算治理事情仍着重于微观、着重于项目，包罗全方位、全历程、全笼罩的预算绩效治理，也更着重于资金的使用。事实上，这些操作层面的事情，可让预算执行主体肩负更多责任，同时赋予其更多权力。财政部门则应该更多在预算统筹、政策导向以及宏观资金设置等方面施展主导作用，将资金更有用地设置到经济、社会、生态环保等优先事项上去。若是只专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却忽略了设置效率，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稀奇是在各领域、各方面风险不停增多的环境下，若何权衡这些风险，怎么对冲风险？应该有一个风险的排序，并以风险为导向来合理放置财政资金。哪个风险大，财政资金就往哪个领域倾斜，这应该成为提升设置效率的基本原则。固然，这又涉及各部门的职责与利益，调整起来存在较浩劫度。因此，从预算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也需要进一步健全。

　　泉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