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19日电／“配合富足”是当前的热词。何谓配合富足，配合富足的路该若何走？社会上有不少讨论。

　　平均主义不是配合富足的目的。在设计经济时代，我们吃过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亏。在“大锅饭”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民众的生产努力性不高，经济系统低效。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当前，一小部门人不仅财富来路可疑，而且高调炫耀，引起社会的反感。然则，“杀富济贫”不是推进配合富足的路径。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缔造者，也肩负企业失败的风险，社会舆论容易被“幸存者误差”所左右，只看到乐成的企业家，而容易遗忘那些失败的企业家。现实上，乐成企业家的高收入是以更多失败企业家的损失为基础的，这样才气在全社会层面上，让潜在的企业家打平他们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成本。

　　笔者以为，配合富足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托底”，另一个是“提升”。“托底”就是为所有人提供需要的社会保障，让民众脱节对朽迈、失业、疾病和匮乏的恐惧；“提升”就是提升民众的收入能力，让所有人能够依赖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的收入。社会保障不仅是社会福利，也可以提高民众的生产努力性，由于它降低了掉入贫困陷阱的风险，民众就可以铺开手脚，去从事有一定风险但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流动，好比开个小店、发现一项新手艺，或者开办企业等等。提升民众收入能力是“授人以渔”，让低收入群体依赖自身获得更高的收入，缩小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换言之，配合富足不是要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拉下来，而是要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上去。

　　这样的目的，与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一致的。我国古代社会就有社会保障机制。南方区域耐久存在种种族田，为本族成员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宋代最先有政府承办的福利制度，救助老弱病残，在一定水平上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公正观是确立在古老的比例原则之上的。这个原则是所谓“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所秉持的公正原则，孔子、孟子、墨子以及亚里士多德都信托，一小我私人获得的回报应该与他的能力和起劲成正比。儒家和墨家更是提出了政治贤能主张，以为选贤任能是分配政治职位的原则。这些原则仍然被今天的中国人所认可，并在实践中获得实行。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聚会提出构建首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