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比较优势到要素质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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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向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需要建立一整套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制，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体系的调整。 |
中国工业化发展：要素积累到比较优势
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文章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和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91年，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初步工业化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实现了从工业化起飞到突破贫困陷阱的飞跃，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土地承包制推行和乡镇工业崛起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围绕要素积累和增长潜力动员，该阶段表现出了典型的制度实验、试错、调整和适应的早期现代化特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综合平衡转向经济社会多目标调控，以宏观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微观积极性调动等。尽管都是工业化，但由于体制不同增长特征有着显着差别。1977年以前经济增长体现在实体形态，上涨和收缩多体现在真实GDP上，而1978年以后更多体现为物价的波动，名义GDP波动是关键。计划经济时代，工资物价被冻结，实行实物分配，货币等可能的市场机制逐步退出。改革开放则引进了货币、市场机制，因此其波动也就体现出来。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至2012年，可称为重化工业化加速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5%，经济波动逐步降低。在这一时期，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和建立起了宏观管理框架，实现了从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的飞跃。其中三个因素推动了这20年经济高速发展，包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提供了快速扩张的资本积累；宏观体制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城市化进程进入快车道，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突破50%。同时，现代化的制度特征越发明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标志，调控手段基本形成了向开放的市场体制的转型，特别是1994年之后，中国探索进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体制，为经济高速平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至2035年，可称为深度城市化阶段，高质量经济增长的转型期。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预计将从50%提高到70%以上，其中2019年城市化率突破60%。城市化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主导趋势和核心议题，服务业比重超过50%，继续实现人均GDP向高收入阶段飞跃，未来20多年将再次面临经济与体制高质量转型。
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6.4%，对比改革开放后的9.4%虽然有差距，但是从全球来看仍然比较高。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三个弊端：一是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二是有增长无发展；三是重工业生产的产品与老百姓需求完全脱节，供需矛盾导致中国的初步工业化无法继续下去。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无视个人利益激励导致这种体制不可持续。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头一条就是发挥人的积极性，城市中的“物质激励”，农村承包责任制从激励开始，让人民分享到增长的成果，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人们不断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使得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有了激励相容性，这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改革开放后，中国奇迹的成功经验是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即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和宏观稳定。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和宏观稳定在1994年这一关键历史节点高度结合在一起，1994年后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平稳快速的发展阶段。
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的改革热情高涨，微观主体被激活了，但是宏观经济表现出严重过热。1994年宏观调控体系逐渐建立，人民币实现并轨改革，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人民币贬值后的1995年，中国结束了贸易逆差的历史。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顺差。中国从原来内部的工业化转向了基于开放的工业化过程或者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发展。
这里的开放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宏观定价，它决定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通过人民币并轨一次性贬值的宏观定价，扭转了此前一直以来的出口逆差，实现顺差，并轨前后是贸易逆差转向贸易顺差的分水岭。所以，宏观定价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二是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建立起来的宏观管理体制。1994年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宏观管理体制。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宏观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供给主要基于外汇占款。央行资产以外汇占款为基准，货币发行得到了有效抑制。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都是以对外出口商品挣来的外汇作为资产背书发行的；第二，税收基于工业部门增值税为主；第三，建立起政府直接干预的，基于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包括保护幼稚产业，提高国产化率等。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是服务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中国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素质量升级与体制安排
文章分析，2012年，中国工业化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制造业比重从2013年开始低于2012年，并逐年下降，制造业在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减速，称为结构性减速。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也见顶回落，比重逐步下降。基于全球需求规模的制造业比重下降，规模经济快速增长时代逐步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内需求为主的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服务业的规模效率低于制造业的规模效率，导致经济增长减缓。
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符合全球需求定律和竞争定律。需求定律是指随着人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物质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特别是精神消费)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竞争定律是指国际竞争是保持国际贸易份额的关键，比较优势随着一国富裕程度提高逐步下降，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比重不断下降，而靠竞争优势获得的利润不断提高，竞争定律决定了制造业国际份额随着一国的发展而逐步下降。这种“结构性减速”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只有完成高质量转型，才能进入新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