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有何战略考量？
做为国家级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从去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昨晚的《新闻联播》在描述这一战略时，再次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样的描述，规格可见一斑。
对中国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这份近期规划到2020、远期规划到2035的重大纲要，对粤港澳地区、乃至对于中国来说将带来什么？
从2016年开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就对这一规划开始了论证与政策建议。今天，我们与IPP的领导者郑永年教授，就此话题进行了一番探讨。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1.侠客岛：从去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到今年两会前规划纲要落地，中间经过了接近一年时间。去年我们在专访霍启刚等粤港澳地区代表委员的时候，大家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关注。为什么纲要出台的时间这么长？
郑永年：从概念到政策确实需要很长时间，也显示出高层的重视。中国的创新实践有很多形式，早期80年代沿海经济开发特区，十八大后的自贸区，都是如此。这次花这么长时间，我想主要是为了避免“为了创新而创新”，避免为了特区而搞特区。对比此前广东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可以看到，纲要的出台是内容逐步在充实。
这恐怕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有关系。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其实之前也说了很多年，但突破不大，一直在纸面上打转。最高领导人亲自抓起来之后，经过大量调研，制订可行纲要，还任命了常务副总理去协调。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也类似。
相比京津冀，大湾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京津冀还是省份之间的协调，大湾区则涉及“两制”地区的协调，难度更大，要考虑各方意见。
精心构思考虑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不缺政策，缺的是可行的政策，需要非常审慎科学的决策。
2.侠客岛：2016年的时候，您和IPP的同事就作为智库向中央提交类似的建议报告，我看消息说当时用的名称还是“环珠江口湾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论思考？或者说，从中央的高度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可能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永年：规划有时代背景。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从数量型经济到质量型经济的转变，国内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怎么走，如何创新。
现在我们谈粤港澳大湾区，大家会说，那我们去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看看，去学习，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还不够。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大湾区，对标的应该是欧盟、应该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曾经进入谈判的TPP。
为什么？因为和这些地区类似的是，粤港澳也面临资源整合的问题。
大陆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创新；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都转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务业，面临发展瓶颈；澳门更是产业单一。三地都面临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
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呢？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
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术，没有市场；珠三角有庞大的市场，但技术不如香港；港澳都有优质的服务业经验，比广东强的多，但也没有市场。香港800万人，有8所不错的大学，过一座桥，深圳2000万人口，没有类似等级的大学，甚至广东接近1亿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为什么不整合起来呢？
我在欧洲工作过，欧洲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就很密集。英国脱欧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以前欧盟有大学的科研基金，英国的学校从中拿了非常多去支持科研，现在可能就没了。人家是不同的主权国家，资源还能频繁流动，我们是一国之内，不流动反而造成巨大浪费。
从历史上看，欧洲能从二战之后的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欧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它现在也面临问题，因为没有超越主权政府的实体组织从中协调。
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而可以避免欧盟的弊病：粤港澳三地虽然是“两制”，但我们是“一国”，有中央政府从中协调。换言之，大湾区应该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既对标欧盟的高标准、好做法，又避免欧盟缺乏协调产生的弊病。
3.侠客岛：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这个地区的GDP已经接近10万亿人民币，接近纽约湾区水平，旧金山湾区的两倍；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3倍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则是这三大湾区加起来的5倍多。但您在此前的文章中却反覆说，不要单纯把大湾区理解成“经济上的大湾区”，说这不仅对于地区GDP意义重大。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