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16日电／财政部官员提出“财政赤字钱币化”的看法并非暂且起意。早在2019年1月16日，当时任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央副主任的郭方明在“2019年债券市场投资论坛”上曾示意：“准备研究将国债与央行钱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同时扩大国债在钱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到达准钱币的效果。”郭主任的谈话虽然没有那么直白，但“将国债与央行钱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与“国债到达准钱币的效果”的措词已通报出了“财政赤字钱币化”的意味。

　　证券市场周刊揭晓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文章示意， “财政赤字钱币化”可以是财政政策，也可以是钱币政策，关键在于主导权在谁手中。财政部官员设想的“财政赤字钱币化”是“财政主导”下的财政政策。刘尚希院长说得很清晰：“把财政和钱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难题，也可以解决钱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在此设想中，财政赤字钱币化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当前财政的难题。只要将财政的考量纳入进来，钱币政策就从属于了财政政策，财政赤字钱币化就成为了财政政策工具。中国1995年之前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解释，把央行当成财政的“钱袋子”后患无穷。在这一点上，中国理应守住底线，维护1995年后中国建立起来的财政与钱币之间相互自力、各司其职的清晰分野。

　　面临来自财政的压力，央行守住“钱币主导”底线的态度是清晰的。但由于“财政赤字钱币化”也可以是钱币政策，所以对这一工具的简朴否决是无效的。别忘了，刘院长也说到了“解决钱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援引《人民银行法》来做否决也缺乏力度，由于执法约束可被绕过。人民银行若是要对“财政赤字钱币化”做真正有力的反驳，必须要疏通钱币政策传导路径，以解释现在钱币政策并不需要“财政赤字钱币化”来协助。

　　文章剖析，钱币政策传导路径包罗基础钱币投放和广义钱币派生两个环节。广义钱币靠银行系统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来派生。而银行系统要首先获得央行投放的基础钱币作为“种子”，才能够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钱币政策传导路径不畅的时刻，基础钱币的投放并不会带来广义钱币的响应扩张，容易形成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和实体经济融资难并存的反差局势。为了疏通传导路径，央行在基础钱币投放和广义钱币派生两个环节都要有动作。

　　一是通过“适度宽松的基础钱币”来保证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丰裕。基础钱币投放是广义钱币派生的需要而非充分条件，以保证银行系统有足够的“种子”钱币来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但过于宽松的基础钱币投放却容易在金融市场造成流动性泛滥的局势，催生资产价钱泡沫、杠杆买卖等风险。若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于显著的多于实体经济，就为钱币政策传导路径受阻，资金积压在金融系统提供了口实。要是再被人解读成“资金空转”，那就更是不妙了。

　　二是通过“宽信用”来促进广义钱币的合理增进，让宽松政策直达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流动性是否丰裕是钱币政策传导路径是否通畅最直接的证据。从2019年最先，人民银行越来越倾向于创设作用点更靠近实体经济的钱币政策工具，以便更直接地将自己的宽松意图体现在实体经济融资量和融资成本上。2019年8月举行的LPR改造给了人民银行更直接调控贷款利率的能力。2020年6月创设的“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钱币政策工具”则给了人民银行精准刺激实体经济贷款的更强能力。这些工具的背后，人民银行“宽信用”的政策态度异常显著。有了这些直达实体经济的钱币政策工具，就不需借助财政来疏通钱币政策传导路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