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中美贸易战长远来看是好事
总结40年经济发展经验，根本的就两点，一是从1978年开始，把以政治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解决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机制不断演化，现在改革开放40年后再出发，通过改革开放，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认同刘鹤副总理的看法，不以一时一事来看。分析看待中国经济的表现，如果从一时一事看，可能会感觉有一些困难，但是一旦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往前看，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是没人能想得到的。1978年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谁能想得到？谁能想到汽车工业，有这么大的发展？在当时，都没有预测到，现在依然是这样。现在虽然中国经济遇到些困难，但也不要过度担心。
讲中国经济，我还是按总书记要求，问题导向，成就我就不多讲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客观情况就是，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企业经营困难有所加大。而分析中国经济，要把握两个“战”，即外部的中美贸易战，以及内部升级转型的攻坚战。
中美贸易战
先讲外部的中美贸易战。
目前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有5660亿美元，按我们的算法对中国的逆差是2700亿美元，按美国算法是3700亿美元，中间相差的1000亿差是在香港转口贸易。确实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是最大的。
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的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而不是有意为之。小平当年讲过，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六个字：人口多，底子薄。过去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特别吃苦耐劳。中国的改革就是最开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释放大量农业劳动力。然后及时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把劳动力与资本结合。
中国具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但这恰恰是美国的劣势。之前高的时候，美国平均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0多倍，现在差不多是10多倍，这也就决定美国不适合干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到美国，美国遍地中国制造。
20多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儿子正读中学，特别崇拜美国篮球明星，要我带个美国篮球回来。我去商场看篮球，拿起来写着一行小字中国制造，换了个商场，还是中国制造。我和商场售货员说，请拿一个美国制造的篮球，售货员说，对不起，真没有。我没有办法，思来想去要信守承诺，就只有让售货员把篮球气打足。我把这个打满气的篮球带上飞机带回国交给孩子，告之球是中国造的，但气是美国打的，得以交差。
贸易是双方共赢，经济学的说法是贸易双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中国在贸易中得到两条：一是就业，二是发展。美国得到的好处，是进口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拉低美国CPI1-1.5%（牛津大学统计），使美国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是，我们要买的美国不卖，这是形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最根本原因。中国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美国不卖。我们把顺差获得的美元相当数量又购买了美国国债，支持美国的发展。
中美双方刚刚在G20会议就中美贸易刚刚达成阶段性协议，双方确定不再激化贸易战。中美双方要做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缩减贸易逆差，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和石油天然气。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大动作。我刚才讲要加大进口，从美国采购，来缩小逆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进一步开放市场。
研究市场开放，可以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我个人也参与其中，包括自贸区究竟怎样干，负面清单如何列。中国开放市场，不光是对美国，也对其他国家开放。比如说自贸区，最开始在上海搞一个，后来增加到十个，再后来又加上海南。其实开放市场，外国最看重的不是制造业，不是汽车，而是服务业。中国服务业比重低，一是因为垄断，比如电信、金融、保险、医疗等，没有放开，还一个是因为人才缺乏，服务业最主要是要有人才。
贸易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好事，可以来助力中国的开放。上海最初搞自贸区，当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列出负面清单，把我们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但是因为刚开始摸索，负面清单刚拿出来的时候，限制不比正面清单少。
我到过德国汉堡考察，汉堡的负面清单制度非常简单，就四样事情不可以干。比如说第一条，不许制造和销售武器；第二条不许印刷钞票；第三条不许经营毒品；第四条限制一些特定药品的经营。只有这四样需要政府批准，剩下的不用政府批准。而且当时自贸区只在上海搞，全国其他省不要搞，希望上海搞出来后可复制。但后来发现，在开放问题上只有上海自贸区还是不够，要多搞，要不断地去碰撞去发展。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之前，开放的大局已经定好了。在这个大格局上，研究怎么进一步开放。包括这次上海进博会，其最终的目的，都是扩大开放。所以我觉得，不是接下来这90天，关键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的一系列开放政策措施如何加快出台，抓住发展的机遇，这是关于第一个战，中美贸易战。
中国很多事情，好日子的时候，变革的动力不强，反而是真正遇到一些困难和难题，才会有真正的进步。如果没有文革的十年浩劫，可能也不会有小平同志1978年的改革开放。没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也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对市场的认识。回过头来看，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撞击，都应该看成是好事。
内部攻坚战
再就是攻坚战，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5%，名列世界前茅。但下一阶段，过去的高速度增长不可持续，也做不到。过去的高速度发展，靠的是三个大量投入：第一是大量资本投入；第二是大量资源投入；第三是大量人力投入。
大量的资本投入，要刺激需求，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发行货币，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发票子。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广义货币M2是15万亿元；2017年是167万亿元，过去十几年增长十多倍，这个倍数也是世界第一。但显然，这么多的票子会带来经济风险。
按经济学的原理，这么多的票子，利率是要下行的。但恰恰相反，我们的利率是上行的。原因是虽然发行了这么多的货币，但很多流动性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相互创造产品，过一道坎加一道价，所以资本泡沫越滚越大。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实体经济还是贷款难、贷款贵。李克强总理每次开会都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让金融之水流向实体经济。但就是这水很难流得过去。
所以，党中央国务院现在明确的讲，我们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什么把中国经济的着力点从过去的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根本上就是因为这个风险的存在。李克强总理最近也是反覆强调，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水漫灌，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量释放货币来追求增长速度。
第二呢，过去我们更多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处都在找矿挖矿，我们走的是一条高能耗高物耗的路子。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且我们的高能耗高物耗，伴随的就是高污染。总书记在中央经济会议上讲了一段话，就是我们坚决不能再干要钱不要命的事，不能牺牲资源破坏环境来追求速度。
第三呢，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在过去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但现在人口红利消失。我讲三个数字，大家就能把握我国的人口状况。80后，就是1980年到1989年的新生婴儿2.28亿；我们是1983年搞独生子女政策，然后到了90后（1990年到1999年），新生婴儿降到1.74亿；00后，只生了1.26亿。
30年后，我们孩子的数量减少了一个亿，这不是小事。经济学上对劳动力界定的年龄，是16岁到60岁。中国的劳动力，2017年比2016年减少378万。体现在经济上，就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
我们现在企业难，难就难在各项成本都在上涨，融资成本上涨，原材料成本上涨，环境保护成本上涨，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涨。我刚才讲，过去走遍世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都是中国制造，但是现在我们到国外买这类产品，越来越多是越南制造，柬埔寨制造，甚至是孟加拉制造。
这些年，我到柬埔寨、菲律宾，清楚地看到这些国家都在学中国，学招商引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出口，用低价格打天下。这些国家和我们现在比，劳动力方面有比较优势。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中国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
我2017年去广西调研，调研榨糖的甘蔗。雇人砍一天的甘蔗，如果是中国人要200元，雇不起了，因为一吨甘蔗才卖440元。后来我到了甘蔗田里，当地的朋友说，不少砍甘蔗的都是越境过来干活的越南人，砍一天只有70元。
我到了中缅边境瑞丽一带，饭店里洗碗端盘的都是缅甸人，工资1200元，但这在缅甸算高工资。我到柬埔寨看，柬埔寨工人工资平均100美元/月。
我到江西赣州考察，有家造鞋的5000人大厂，已经搬到埃塞俄比亚去了。埃塞俄比亚工人工资300元，而在江西赣州，一个月3000元人民币，还请不到人，还不包括五险一金。
所以，为什么说要转型升级，过去低成本的道路到此为止，不可留恋？挺不过去啦！所以再不能通过大量的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