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中评社北京1月17日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智慧，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宏大的历史主题着眼，探寻中国奇迹的根源。

　　话题之一　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文章表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有学者认为，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使经济增长绩效迅速回归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仅仅回归“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可以改善增长绩效。

　　然而，中国作为十数亿人口的大国，所实现的长达40年、高达9.5%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以往的任何经济体都未达到过的增长表现。因此，需要找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才是正确解说其长期增长绩效，以及认识和挖掘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

　　研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高速增长的时期，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是高度重合的。作为人口转变特定阶段即生育率显着下降的结果，1980年至2010年，中国的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其产生的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效应，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把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把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其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年—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着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此期间具有的人口结构特点，近乎得天独厚。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算不上奇迹，并预测其没有可持续性。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验多次证明这种预测的不正确，在理论上也恰恰说明，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个独特增长源泉。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所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着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更明显、更突出的人力资本改善，无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显着。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左右。不仅如此，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作用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左右。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兹涅茨所识别并指出的这种产业结构变革的生产率效应，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创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话题之二　中国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

　　文章认为，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为人口红利，在现实中成为高速增长的因素。经验表明，许多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人口转变经历的国家，并没有在同一时期，或者在较早或稍晚的时期取得与中国同样的经济增长绩效；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呈现的有利人口结构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只有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信号、效率和激励等问题。要在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给特定的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群体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它要的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农业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短短几年里(1978年—1984年)，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总产量均大幅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166%，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这一变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方式和效果上类似的改革同样发生在国有企业。1978年企业恢复奖金制，这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重点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触及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概括而言，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最初的改革以国家向企业让利为特征，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在进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同时，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并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关键。

　　在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渐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真正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重新配置。也就是说，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改革任务，必然是通过发育产品和要素市场，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

　　通过上述符合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逻辑的改革历程，逐步建立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围绕上述基本逻辑，随着改革进程中新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并得到应对，进而在相关的领域，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完成的。